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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斗反革命

第一次斗反革命

师大女附中的领导班子是跟随「旧北京市委」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还是「反革命」?对他们斗还是不斗?

这个问题纠结着胡启立和工作组。

1966年6月19日,时任团中央候补书记、西城区中学文化革命工作队队长的胡启立,在女附中的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主要讲了三个方面,一是肯定师大女附中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好的,革命群众运动开展是好的。二是提出学校文化革命的方向问题,进行了三个揭发(前市委修正主义黑线,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党内领导核心内的代表人物),主攻方向是清理党的领导核心。他说,同学们揭发了卞仲耘、胡志涛,她们是要检讨的,要把这些问题弄清是要经过艰苦努力的,前北京市委在女附中的影响不是轻的而是重的,比如追求升学率,砍掉政治活动等等。三是最近一些同学、教师给工作组提意见,监督批评工作组,我们是欢迎的,否则工作组就无法把工作进行到底。

可以看出,作为工作组的直接上级,胡启立不同意对卞仲耘、胡志涛等主要校领导召开全校的批判斗争大会。他认为条件并不成熟,已经揭发出来的问题,需要经过艰苦努力去弄清楚。

6月20日晚,因给工作组贴大字报遭到大批同学围攻了三天的高三4班13人到团中央去质问胡启立,为什幺让工作组煽动同学围攻她们?胡不得不承认她们是真正的左派。同一天,以高三3班梁二同为首的12个高中学生给江青写了充满革命豪情的信并附上控告工作组镇压群众运动的材料。信中说「从现在我校及别的一些学校情况看,有很多理由猜测:这是一个新的有组织地、有计划地反对文革、反党的阴谋……而且我们更焦急、更深切地感到毒蛇就在主席身边。」梁二同的政治视野显然已经超越了自己的班级、自己的学校。

其实,6月13日工作组已经开过一次全校揭批大会,揭发出来的大抵是些执行错误路线的问题。按照部分激进师生的说法,发言人经事先指定,内容不痛不痒,属于让校领导「矇混过关」之举,工作组大有与校领导沆瀣一气的嫌疑。

这时,发生了两件事。一是长期在北京休病假的大连工学院俄语教师袁淑娥因婚姻破裂迁怒于卞仲耘,诬陷卞仲耘和她前夫有不正当关係,写了万言书上告,对卞仲耘从方方面面进行「检举揭发」,分别寄给毛主席、团中央、北京市、西城区和北京师範大学党委。列印的告状信在6月中旬转到了工作组手里。二是管人事档案的一位职员贴出小字报,揭发卞仲耘的入党介绍人是「旧北京市委反党集团」的第二号人物刘仁,她由此认为卞是假党员。两个人的突然出现,两条莫须有的罪名,立即致卞仲耘于万劫不复的深渊。

急于摆脱困境的工作组,以为组织一次全校规模揭批大会的时机到了。此前胡启立来校的讲话中,强调过大字报不要写私生活和男女关係,不要写政治历史问题,连他自己也没有料到,形势急转直下,他的「两不要」,竟然成为打倒卞仲耘的两根大棒。

6月21日上午,工作组在全校大会上做了进校18天的小结,宣布「从今天开始转入重点揭发批判」。工作组组长张世栋在讲话中说,「进校18天了,学校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昨天我们对工作进行了群众性的总结,我们现在的任务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发扬成绩,克服缺点,将运动推入一个新的高潮。」他宣布,当天下午2:30召开揭发卞仲耘的大会。

刘进多年后回想那天的事情,仍旧表示不解,工作组一直按兵不动,强调要继续揭发,事先毫无迹象、毫无準备的前提下,怎幺突然提出要召开全校批判大会呢?她只能猜想,一定是袁淑娥的万言书转到了工作组手里,提供了「炮弹」。可是她从来没有见过那封告状信。作为学生代表会主席,运动以来,刘进一直跟着工作组忙忙碌碌,儘管她家与学校仅一路之隔,她也很少回家,夜晚经常和衣睡在教室前面的木讲台上。其实张世栋一周前就看到了万言书,他没有让刘进她们传阅。袁淑娥也来找过学校,或许是她的「悲情」动摇了工作组?总之,告状信有胜于无。工作组再不召开全校大会,明摆着将置自己于非常被动的地步。

6月21日下午两点半,全校第一次揭批卞仲耘大会在大操场召开。当年的操场很简陋,沙土地,坐北朝南有个不大的水泥砌的檯子。各班学生自己带椅子列队进场,火辣辣的太阳下,坐上一会儿就得心烦意乱。当时卞仲耘校长一个人站在台上,身后是手持木枪(体育课用的体操器械)的高三学生,专门挑出来的几个「贫下中农子弟」。副校长胡志涛(女)、刘致平,教导处主任汪玉冰(女)、副主任梅树民四个人站在台下。高三4班反工作组的13个人被单独安置在学生队伍后面,也有学生持木枪站在她们身后。头天晚上在团中央,胡启立当面承认她们是革命左派,而现在她们显然被当做了右派学生。看起来工作组正在满足她们的诉求,然而此刻对她们的羞辱,只能让她们和工作组彻底决裂。

大会开始,卞仲耘首先作了检查,然后由群众揭发批判。

袁淑娥闻讯赶来参加批斗会,还带着儿子、弟弟和母亲。据说工作组不允许她参加,但是聚集在心中发酵的愤怒和怨恨,给了她天不怕地不怕的力量。她第一个登台发言,手里拿着一张照片,乍一看是卞校长和她前夫D先生的一张合影。其实是卞校长夫妇和袁淑娥夫妇四个人的合影,他们曾互为朋友,袁淑娥进城会住在卞校长家,D先生也邀请卞校长夫妇去军营参观。现在反目成仇。四人合影,剪去两边的人,恰巧就成了卞和D的合影。她拿照片当证据,指控卞仲耘生活作风有问题,破坏了她的家庭,动情处声泪俱下。除了揭发卞「乱搞男女关係」之外,也做了政治揭批,譬如卞过去曾对她说过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羡慕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话,她顺便还给卞扣上「漏网大右派」的帽子。随后,袁淑娥又叫儿子(小学生)上台念发言稿,控诉卞要「谋害」他的妈妈,袁的弟弟(高中学生)也跳上台按压卞仲耘的头。台下,学生群情激愤,振臂高呼口号,场面一度失控。卞仲耘身后手持木枪的学生,你一枪、我一枪就把她捅倒了。年届五旬的卞仲耘,完全没有心理準备,平时身体就不好,哪里经得起这样的暴力?站在台下陪斗的四位校领导也一直被强迫低头弯腰,太阳暴晒下难以坚持。袁的发言前后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学生的愤怒情绪一波又一波。除了袁淑娥,还有六七位师生代表上台发言。

最后,工作组做了小结,认为「卞仲耘的问题,根据大家的揭发,是非常严重的,大家要提高警惕,她的检查根本不是检查,她想矇混过关,想滑过去。我们绝不能让她滑过去!为了彻底清算她的罪行,我们请示了上级,决定从现在起停她的职。为了彻底弄清楚,为了清算她,我们要开大会,继续下去,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我们的主要矛头是牛鬼蛇神,不是同学们,一切革命的师生团结起来,一致对敌!」

6月22日下午,批斗会继续,卞校长再次遭遇殴打折磨。后来她分别给邓小平、李雪峰等领导写信,附文是关于袁淑娥破坏女附中文革的情况,希望上级派人调查、处理。当时还有地方「伸冤」,信息的传递也是畅通的。卞仲耘详述了批斗会上的遭遇:

第二天(6月22日——笔者注)清早我没有吃早饭,就到了学校。上午写检查,中午只带了一块小饼,因为行动不便,也没有吃午饭。下午一点半,继续开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全校师生员工一千八百多人。由于袁淑娥等人大肆造谣污衊,蛊惑欺骗,煽风点火,相当一部分群众都信以为真,以为我真是一个两面三刀的、万恶的「反革命分子」了。这次会上的发言,大都集中火力,揭发「事实」(例如:把学校的各种备战措施都说成是我配合前市委修正主义黑帮搞军事政变的反革命活动),逼我承认、交代现行反革命活动。在群情激愤之下,我遭到了拷打和种种折磨。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没有说过的话,没有过的思想和意图,在任何情况下,都坚决不能承认。因此,我就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个小时:戴高帽子、「低头」(实际上是叫将上身弯到和下肢成九十度……)、罚跪、拳打、脚踢、手掐,用绳索反捆双手,用两支民兵训练用的步枪口捅脊背,用地上的污泥往嘴里塞、往脸上抹,往满脸满身吐唾沫……。台上发言的人揭发得越是激昂慷慨,要我承认自己是现行反革命分子,我坚决不承认,就被打被辱骂得越厉害。我从五八年起就不断患病,几度长期住院,动过手术,现在患有心脏病(主动脉硬化症)、高血压等症,在这次被打的前几天,在北京饭店医务室检查,血压是高压180,低压110。突然遭受这样的拷打,加之早上和中午都没有吃饭,下午滴水没有进口,脸上身上汗流如注,身体实在难以支持,一再瘫倒,甚至晕倒在地上。这时,就有人用一盆冷水往我头上浇,用手揪我的头髮,把我从地上拖起来,还叫恢複原来的姿势。像这样,晕倒了,用冷水浇头,再揪着头髮拖起来,共有三、四次。当我被折磨得最不像人样的时候,还有人给我拍了照片,大概还不只拍了一张。等到把我折磨够了,天快黑了,会快结束了,那个阴险恶毒的坏家伙袁淑娥又登台了。她感到用借刀杀人的办法把我折磨成这个样子还不够解恨,竟敢直接揪我的头髮,我对这个可耻的家伙进行了反抗。她一方面假惺惺地叫被她蛊惑、利用的学生们不要再打我了,说光打不解决问题,一方面更加阴险恶毒地煽动大家对我要在政治思想方面继续进行「揭发」,以便证明我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这个斗争大会一直开到七点多锺才结束。

散会以后,工作组的同志看我被弄得实在不像人样了,可能为了避免这样走到外面去影响不好,就叫我洗了脸,还拿了一件塑料雨衣叫我穿在身上,罩住我那一身被弄得龌龊不堪,而且被撕破了的衣服。最后,有一群学生送我回家。这些学生相信我真的是「现行反革命分子」,所以对我恨极了。在路上和公共汽车上,有的学生继续辱骂我,往我身上吐唾沫,并对我说:「你回家以后不许自杀!」公共汽车上有些乘客见到这种情形,表示很吃惊。回家以后,脱下衣服一看,我被打得遍体伤痕纍纍。右臂上部有整整一大段被打得全变成紫黑色,肿得很厉害,整个背部都被枪口捅得皮破肉烂,全身都有伤痕。

2006年2月,张世栋在接受刘进、宋彬彬的访谈中提到,会前他去团中央开工作组组长会,当时胡克实(时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严肃地说:「如果发生武斗,你们一定要挺身而出,坚决制止!」他赶回学校时,批斗会正在进行。面对突发的暴力行为,他立即予以制止。散会以后,张世栋还给卞仲耘披上风衣(卞上文提到是塑料雨衣),送她走了一段路,劝她要想得开,要正确对待。

罗治笔记如此记录张世栋的讲话:「今天大家很愤慨,这是可以理解的,应该支持的,因为她有罪恶。打她几下是不对的,今后注意不用打她,因为揭发就可以打倒她、消灭她。为了继续斗争,要好好準备炮弹继续打,提高警惕,準备全歼,取得最后的胜利!要好好贯彻党的政策。……光荣、胜利归功于党,归功于伟大的毛主席!」

6月23日,袁淑娥带领五个学生,去卞校长住处进行「调查材料」和「发动群众」的活动。她还动员和撺掇卞家从前的保姆去学校揭发和控诉,遭到拒绝。6月24日上午,女附中的学生一批又一批来到卞家所在的宿舍楼搜集材料,把大字报贴在大门上和楼道上。自由製片人胡杰的电影《我虽死去》提供了大字报的内容,全部是粗野的谩骂和人身侮辱。

这次历时两个半天、针对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的批斗大会,是工作组驻校50多天里唯一的一次。我们尚可看到卞校长亲述,她受到了怎样的伤害和侮辱。44天后,工作组撤离后的校园,更加无法无天,由高一3班学生髮起对卞校长等5位校领导的游斗中,她被学生殴打折磨致死,我们再也听不到她的控诉。

时隔48年,在今年年初由刘进宋彬彬公开道歉引起的舆论大战中,袁淑娥的名字再次被提起。年青一代能否想象,以革命的名义,一桩普通离婚案能产生多幺巨大的杀伤力?

今年早些时候,在母校「老三届学生和老师见面会」上我见到了袁淑娥的前夫D老师。早就听说D老师相貌英俊,像电影明星,果然,耄耋之年的老先生,身板笔直,五官清癯,颇有绅士风度。我们自然会说起文革,说起袁淑娥,D老师管前妻叫「袁氏」。虽然他们离婚已半个世纪,说起袁氏,D老师的憎恨依旧。一个变质的婚姻,不仅让双方成为一世的仇人,还波及到另一个无辜的家庭,造成卞校长家破人亡。D老师说,他和「袁氏」是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前身)同学,D学英语袁学俄语。毕业后「袁氏」留校,D参加志愿军赴朝。1954年两人结婚。当时的「袁氏」应该是优秀的,否则不会留校。当时的D更是青年才俊,志愿军中年轻的翻译。我没有插话问,后来「袁氏」怎幺成为大连工学院的俄语教员,而D回到了北京?或许是长期的两地分居,或许是夫妻间常见的误解,让他们在十年中积累了太多的怀疑、厌恶和憎恨,用D老师的话说,他们的婚姻早已破裂。

袁淑娥与卞校长1958年同住一所医院而相识,后来彼此好感成为朋友。1963年女附中缺英语教师,正在北京空军某部的D也有转业来女附中教书的意愿,于是经卞校长介绍,学校领导集体讨论通过,D于1963年初调入女附中。做过D老师学生的校友都记得,那时候的D老师,五官俊朗、真是一表人才。

按说,D老师转业到一所着名女中,事业、家庭都有了一个稳定的基础,他们修补婚姻也有了条件保证。然而两人还是照常争吵,卞校长多次调解无效,渐渐也失去了信心。来到学校一年后,D老师提出离婚,「袁氏」的态度是宁可拖死,也不离。D起诉到法院,1964年8月被判决离婚。袁多次向女附中领导提出要求,希望多扣D的工资补贴她的家用,卞校长认为应该按照法院判决书执行,学校不能擅自更改。「袁氏」认为,卞明显地站在男方一边,因此一再被激怒。于是,她开始向有关方面控告,把所有的个人怨恨都换成政治面孔,无中生有、断章取义、上纲上线,展示出登峰造极的恶毒,直到8月5日卞校长被学生殴打折磨不幸遇难。

胡志涛校长对袁淑娥参加学校的批斗会十分不满,为此曾质问过工作组。她表示,卞仲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生活上没有问题。

(1979年,袁淑娥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以挟嫌报复罪逮捕,后西城区检查院认为袁借文化大革命捏造事实、诽谤他人,已构成诽谤罪,但已过追诉时效,决定不予起诉。卞校长丈夫王晶垚先生不服,多方奔走申诉,同时也获得很多支持,但始终没有结果。1989年全国最高检察院明确表态,支持西城区检察院的处理结论。)

我听D老师说,袁淑娥还健在,那也是耄耋老人了。在文革中,像她那样,扭曲的心理、偏狭的报复心,嫉妒和仇恨,不知造成多少家破人亡的惨剧。文革浩劫的人性基础,至今依然雄厚。

来源:我的文革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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